一、近代日本皇国观念的形成

　　明治维新是在日本资本主义没有获得充分发展，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并未形成强大力量的形势下发生的。为了推翻腐朽的幕府专制统治，实现社会变革，新生的资产阶级在维新运动中，不得不借助于下层武士的力量，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借助封建君王的威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革，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条件。但是，日本的土地改革很不彻底，近代日本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封建残余，农村经济一直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营阶段。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等口号，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日本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完成了一般西方国家需要一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使得日本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封建思想仍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直接表现就是，日本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又竭力宣传“神国”观念和忠孝思想。

　　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近代天皇制。《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根据君主立宪的原则制定的，宪法规定天皇依据宪法各条规定行使统治权，在国家政治生活、立法等方面对天皇的权力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宪法在表面上赋予人民一定的权力和自由，议会也具有一定的立法权和预算审议权，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立宪政治。

　　然而，《大日本帝国宪法》与近代西方宪法相比，又有许多封建的、落后的东西，宪法共7章76条，其核心是“天皇主权论”，确定了日本近代天皇制。宪法规定日本国的主权在君，即在天皇手中，在法律上，天皇拥有比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元首大得多的权力，这部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是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天皇拥有最高军事统帅权。总之，天皇拥有政治、军事、行政和外交等一切大权，而这些权力是神赐给的。宪法明文规定一般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国民被称为臣民，不是所有的国民都是臣民，臣民是以“王土王民”之国体精神而确定的，按照宪法规定取得臣民资格的人，才可以被任命为文武官员、享受在法律范围内的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并有服兵役的义务。这部宪法把近代国家国民应享受的权利，当作天皇的恩赐，要求国民感激天皇赋予的政治权力，这在实际上,与西方资产阶级宣传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是截然不同的。宪法还规定在国会、政府与王室的关系中，主权归于王室，天皇具有绝对的最后裁决权。明治宪法确立的日本近代天皇制，带有明显的专制色彩，天皇被神化。

　　《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后，日本政府利用神格化的天皇，大肆宣传“忠君”思想，宣扬封建的意识形态。他们说天皇是受命于天，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是从天而降的“现人神”。日本要国民热爱天皇、忠于天皇，服从天皇，日本统治集团鼓吹“国恩宏大，在天孙开辟之国，一切都是天子之物。生则沐浴天子之水，死则葬于天子之地，食之谷米、穿之衣物皆产于天子之土地” ，让人民感谢皇恩，准备为天皇献出一切。 “忠君”思想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要求国民绝对服从和崇拜天皇，时刻准备为天皇献出一切直至生命。

　　日本政府大力宣传天皇的权威，认为一切都可以变，唯有皇位绝对不可改变。1890年，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敕语》以封建的忠孝为根本理念，把学校、社会、家庭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强调在家作“孝子”，在国作天皇的忠臣，在战时要为天皇“义勇奉公”，保卫“皇运”。《教育敕语》公布的第二年，井上哲次郎拟制了解释《敕语》的《敕语衍义》，宣传天皇如父母，臣民如子孙的家族主义国家观，要求人民对天皇要“忠、孝”一体，忠君就是爱国。

　　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仿效西方国家建立了近代化军队，却对军队灌输封建武士道精神，要求军人忠于天皇。1878年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鼓吹效忠天皇是军人的天职，要求军人有“忠义”、“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山县认为要向朝鲜和中国扩张，第一是军备，第二是教育。这里的教育不是指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而是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1882年天皇发布了《军人敕语》，进一步规定了武士道的道德规范，要求军人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这无非是培养更多的对外侵略的工具。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甚至叫嚣“军人之精神必须成为国民之精神” ，企图将所有日本国民都训练成统治阶级对外侵略的驯服工具。

　　日本政府还将鼓吹日本为“神国”的“国体论”大加发挥，认为日本的国体“卓越于万国”，近代日本出现了根据日本宪法来研究国体的“国体学”，声称日本的国体与西方的“君主立宪”截然不同，日本的“国体”是“万邦无比”、“天壤无穷”、“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要发挥“国体尊严”。

　　随着日本步入资本主义强国之列，大和民族优秀论取代了开国之初的自卑感，日本不仅要效仿西方列强对亚洲各国的做法，而且要独霸世界。这时它就进一步发挥日本自古以来的神国观念，以贬低其它民族来抬高大和民族的地位，达到征服弱小国家的目的。既然日本是优秀民族，那么谁又是劣等民族呢？近代西方列强征服其他国家和民族时，就以优秀民族自居，英国人认为亚洲和非洲的有色人种是劣等人种，这些国家和民族是劣等民族，而德国的种族主义者认为斯拉夫民族同样属于劣等民族。日本则认为经济落后于日本的亚洲其他国家就是劣等民族，是日本征服的对象，优秀民族论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重要基础。日本有人鼓吹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日本的国体无比优越，“承接天照大神御魂的天皇是世界唯一天成君主” ，认为天皇应该统治世界。通过吹捧天皇，宣扬大和民族优秀，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并使之成为对外侵略的工具。

　　二、皇国观念在历次侵略战争中的影响

　　由于日本统治阶级长期向士兵灌输皇国观念、军国主义思想，鼓吹“武备第一”、“武勇武运”，一些深受军国主义毒害的士兵，成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这些士兵的所谓“英雄事迹”又被日本政府作为宣传军国主义思想的教材。如20世纪初，日本政府审定的小学教科书中，就有甲午战争中一个饮弹待毙的士兵坚持吹号，高呼“天皇万岁”死去的故事；日俄战争中强迫士兵用鲜血和白骨填平胜利道路的乃木希典的故事 。

　　在日本政府的煽动下，自甲午战争后，日本国民中开始蔓延蔑视朝鲜人和中国人的情绪，出现了支持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倾向。1895年，日本国民中为甲午战争胜利而尽情欢呼者不在少数，连日本小学生都唱起了“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的轻侮中国人的歌谣。甲午战争，也使天皇制意识形态、皇国观念进一步浸透到国民的思想之中。日本传媒宣扬“我们取得了这样巨大的胜利，扬我国威，靠的是谁的力量？靠的是赐我与睿圣、文武、至仁至爱的天皇陛下的光辉，以及他的忠实勇武的海陆军人的力量” ，大肆吹捧天皇和日本军队。甲午战争后，天皇的权威迅速提高，天皇作为大元帅，到广岛设立大本营，采用“御亲征”的形式，又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这种权力。日本政府通过向国民灌输皇国观念，使军国主义和“忠君”思想充斥于社会之中，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制造思想理论依据。

　　1910年日本还成立了一个退伍军人的组织“在乡军人会”，这个组织在对向国民宣扬皇国观念上起了重要作用。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在乡军人会组织了各种讲演会、报告会，进行宣传和鼓动，动员国民支持战争。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时，不仅向一般国民宣传军国主义思想，还强迫中小学生写慰问信、送慰问袋。

　　在日本政府的煽动下，“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曾出现过“侵华排外狂潮”。不明真相的国民支持政府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据1931年9月26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满洲事变突发后，南陆相、金谷参谋长的房间自不待言，连报社的桌上也堆满了从全国送了的血书、慰问袋。截止25日共收到慰问信2万余封，现金2千余元”。一些深受军国主义毒害的青年，甚至为参加侵略战争走上极端道路。“九·一八事变”时，“两名第8师团的士兵因未被选派到满洲而自杀。大阪一名24岁青年因未被选派出征满洲，从新世界通天阁上跳下自杀” ，有的女青年要求去战地服务，两名公共汽车售票员在给军队的信中写道：“一定要让我们去作战地护士” ，就连自古以来在家“相夫教子”的日本妇女，也参与各种活动，支持战争。日本军队攻占南京后，日本国民曾经上街游行庆祝。当然日本国民支持战争的举动，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皇国观念在日本近代社会中的影响。

　　三、战后日本皇国观念继续存在的原因

　　皇国观念是落后、反动的意识形态，与民主主义潮流背道而驰，在侵略战争中，受皇国观念毒害的日本军队，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战后皇国观念理应受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批判和清算。然而，由于战后国际形势的突变，特别是美国的对日政策的变化，导致皇国观念并没有受到彻底批判，至今仍然在社会中产生影响，成为影响中日、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因素。皇国观念得以继续主要是因为：

　　首先，战后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用，垄断对日占领，对日本战争罪行处理得很不彻底，使皇国观念继续存在。在战后国际社会对日处理中，美国凭借其独一无二的实力，排斥其他国家，垄断对日占领，以构筑其东方阵线。1945年10月，美国在东京设立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与对德国的占领政策截然不同，占领政策都是通过日本政府来实行的，即通过日本政府实行“间接”占领，充分发挥日本内阁的作用。1945年10月15日，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就“宣布解散日本本土日军完成” 。美国在战后的日本也未实行直接军政。

　　在实行对日占领之后，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麦克阿瑟下令解散日本的右翼团体、解散财阀，开除20余万人的公职，释放政治犯，并将28名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甲级战犯交给远东军事法庭审判，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然而，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铲除得并不彻底，这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远东军事法庭所列的70人甲级战犯，仅有28人受审，其余全部释放，即使受到审判的甲级战犯，多数不久即被释放，被处以极刑的仅7人。大量的乙级、丙级战犯被免于起诉。甚至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充当证人的就有策划和参与侵略战争的骨干分子，如：策划“九一八事变”并炮制东亚联盟论的石原莞尔也坐在了证人席上，石原莞尔在法庭上竟狂妄地说：“我是战争罪犯，请军事法庭把我当作战犯对待” ，公然藐视法庭。在侵略战争中负有重要责任的战争罪犯，并没有全部受到惩罚，甚至有的还在战后重新在政府中任职，这些人不仅不去清算军国主义的罪行，反而一有机会就翻案。有人认为“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都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缺乏国际法的依据” ，东京审判没有权威性，对本来就不彻底的东京审判，还要推翻。